三国演义只不过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自从它诞生之后，像鲁迅笔下那位高尔础一样把它当成正史看的中国人是大有人在。确切地说，罗贯中、毛氏父子等人在对三国志史料进行艺术加工时使用的一些手段，后来竟被人移花接木地使用到了历史研究领域，把宣传的功能和历史真实严重混淆起来，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有些本应是严肃的历史学术文章，竟然会像楼书广告一样信口开河。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三国演义式的广告史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思维方式上受到潜移默化地影响，主观、僵化、粗暴、非黑即白。

具体地说，三国演义式的史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脸谱化。提到三国演义，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曹操的狡猾奸诈，关公的义薄云天，刘备的忠厚老实，张飞的勇猛鲁莽等等。其实从现有的史料上看，他们的性格都是复杂多样的。罗贯中在小说中用了移花接木的的手法，去突出人物的艺术形象，比如怒鞭督邮这件事，就是把刘备闯下的祸安在了张飞头上。再比如，火烧博望这场小战役，在三国演义之中被渲染成为诸葛亮初出茅庐第一功，实际上完全是由刘备指挥的。那时候，诸葛亮才22岁，还在隆中高卧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好像直到请出了诸葛亮，才赢得了事业的转折点，就像邱吉尔后来讲的那样，“在阿拉曼之前，我们从未有过胜利；在阿拉曼之后，我们不再有过失败。”真实的情况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戏剧性。刘备是白手起家的开国之主，他如果真的像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懦弱、老实、只有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那他等不到诸葛亮出山，早就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了。

二是箩筐论，也就是把事情分成两类，好事和坏事。好事放到好人的箩筐里，坏事放到坏人的箩筐里。按照这种分类，好人总做好事，同理，坏事则都是坏人做的。在三国演义里，周瑜给描写成为一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于是在整个赤壁大战中，他好像只是一个劲地在与诸葛亮作对，费尽心思地设出各种低级的圈套去想把诸葛亮害死。而决定战争胜负的种种关键，如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都是别人做出的。这种箩筐论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曹操。其中典型的是吕伯奢一案，本来在裴注中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吕伯奢的儿子要抢曹操的财物，曹操才杀了他们全家，另外两种说法与小说里的近似。罗贯中为了突出他的奸雄形象，不假思索地采用了后两种说法，又以神来之笔让曹操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样的狠话，让曹操阴险狠毒的一面在代代中国人的心里定格。怪不得后来郭沫若要大喊着为曹操翻案。

三是极度神化，为此不惜编造出一些故事来烘托、粉饰。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凡是好听的故事几乎都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像人们耳熟能详的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蒋干盗书、南屏山借东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三气周瑜、空城记等等。这些事要不然在历史上连点影子都没有，像千里走单骑这种事，体现的完全是超人的力量；要不然是把别人做的事情安到他想着意拔高的英雄身上，比如华雄本来是孙坚杀的。文丑到底死在谁的手里现在还是一个谜。三国志里只说“太祖击破之，斩丑”，但是这不是说文丑是曹操杀的，因为他是大军统帅，不会到第一线去斩将夺旗。再比如很多诸葛亮的“神绩”都是编造出来的。草船借箭的原型发生在孙权身上。当时孙在濡须与曹操对峙，孙权在一个大雾天去探营，曹令众军乱箭齐发，飞矢布满了船身。这个侥幸的小概率事件被罗编排到诸葛亮的身上，作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佐证。有时候罗贯中还利用编造的故事来坏事变好事，像街亭一役，历史上写明是蜀军大败，罗贯中没法改回来。于是他就利用空城记、斩马谡这两个故事极力烘托诸葛亮的临危不惧、神机妙算、严于律已、严于整军，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本来是诸葛亮计划好的事情，完全坏在马谡的手里。

三国演义只不过是一本小说，作者罗贯中，改编者毛氏父子为艺术创作的目的，对于历史资料做一定的改编，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更具有一致性，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三国演义看成历史，用三国手法来对待历史人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目前的中国还是相当的有市场的。

比如说前面说的箩筐论就是一个明证。翻开现在的历史书，留给人的印象就是被定格为好人的人物终其一生就没做过一件坏事，没犯过任何错误，反之亦然。比如说彭真，现在的文章里常提到他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力促毛反思，在大会上点明毛也要对于前一段的错误负责任，力图说明在党内他一直是反对个人崇拜的，而实际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和刘少奇等人是最早倡导对于毛的个人崇拜的。在文革初期彭真刚被打倒时，他还在激烈地与人争辩说他是党内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对于康生的评价是另一个例子。康在生前一直得到毛的宠信，在党内被尊称为“康老”，死后哀荣备至。文革后，他被撤消了悼词，作为四人帮的后台之一，于是，什么坏事都给算到他的头上来的。以至于在目前的党史里，他要对延安整风中的“严重扩大化”问题负全部的责任，好像随意抓人、严刑拷打、草菅人命这些恶行都是他一个人瞒着毛泽东偷偷干的，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于这些事情是毫不知情的。事实上毛自己的理发师都给当特务抓了起来，他的生活秘书叶子龙的老婆干脆直接闯到毛的窑洞里去申诉。他怎么可能对于下面这些事一点不知。高级干部中柯庆施被开大会批斗，老婆被逼跳井自杀。柯是老资格的白区干部，是延安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对于这个级别的高干，没有毛泽东、刘少奇的首肯，李富春这些人怎么敢动他一根毫毛。现在的书里还反复写之后毛几次三番地在大会上对受到迫害的干部脱帽致歉，来以此对比康生则绝口不提道歉一事。实际上，康生不检讨实际上正是他真正聪明之处。

至于说极度神化，那例子就更多了。比较常见的是为了神化某一个人，就把其它人的功绩都归于他一人的名下，或者干脆无中生有地编故事。像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作战的先例，全歼了后来大大有名的第十一师，取得的战果比前三次围剿都要大得多。这场仗本来是朱德和周恩来独立指挥的，但是，在现在几乎所有的党史、军史图书中，都要说明这是因为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还不深，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能得到贯彻的结果。又比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都只提这是我党，特别是毛独立做出的决定，实际上经过杨奎松等学者多年来的研究证明，中共只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还有四渡赤水，现在被作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杰出战例。但是，如果这几场仗打得真得有那么好，林彪、彭德怀这些在一线的将领怎么还会有那么大的牢骚？怎么还会在会理会议前有那场换帅风波？

箩筐筛选和造神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历史人物认识的脸谱化。这种趋势由官方宣传机构和学术团体开始，再经过通俗历史“纪实”和影视作品的渲染，已经深得普罗大众的心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官方的话语系统极力用脸谱来遮盖历史人物的真面，非主流人士写翻案文章时也是如此，近年来对林彪的研究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官方的资料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铁案如山，而且他从来就不是个好人。他在井冈山初创时期就是一个动摇分子，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只顾自己战区的局部利益，违备毛直接打锦州的战略决策；建国之后他更是一件好事没做过，抗美援朝他托病不去，高饶事件他陷得很深，到了文革之后更是无恶不作，以至于发展到谋害毛主席，意图到广州另立中央，最后落得个仓皇出逃，曝尸荒野的丑恶下场。而在那些力图为林彪翻案的人口里，林彪则变成了一位完全任凭毛泽东摆布的傀儡，一位值得同情的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病夫，一个特殊的逍遥派、观潮派，一位在文革狂澜之中还力图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爱国人士。最后他以死抗争，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总而言之，对照不同语境下的文献，我们惊奇的发现，两方描述的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实际上，在林彪这样一个具有极度分裂人格的历史人物身上，脸谱论的弊病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无论是红脸还是白脸，即可以很妥帖地安在他脸上，每种脸谱又只能体现他身上的一个片面。对于林彪的评价，真是考验中华民族智慧的试金石。

无论是脸谱化、箩筐论，还是神化偶像，都会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简单粗暴。长久以来习惯了关老爷义薄云天的形象的人们，乍一听到不同的观点，本能的反应大都是激烈的抵制，然后就是口诛笔伐。他们常常还会把不同意见的争论最后上升到道德和民族荣誉的层面。不幸的是，在其它领域的争论之中，也经常有此类道德家的威胁出现，比如，“是中国人的请转发”之类。

自从三国演义诞生之日起，几百年的时光里，它对于中国人思维的影响可谓是流毒已深，现在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医治三国演义式思维病的妙方，一是独立思考，兼听则明。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资料都去看看，再做决断；二要报一个怀疑的态度，不轻信。特别是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的好人或坏人，不相信一个人会拥有无上的神力、无瑕的道德，不相信所有的功劳、所有的贡献都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不去崇拜偶像。一个简单的妙招是去看一下金庸的《笑傲江湖》，以后再听见有人捧什么人“英明睿智、算无遗策”，“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把他当成东方不败好了。